春节回家，多年未见的发小知道我拿到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于是专程向我请教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哭点太低，是不是有问题？”
老实说，这种非常概括性的提问，对于任何一个心理咨询师而言，都不啻为一种耍流氓的行为。因为人的性格特征千差万别，遇到的情境千变万化，笼统地根据一两个事件就概括说一个人“哭点高”，并且要人立刻评判“是不是有问题”，实在是强人所难。于是我只好请发小举一两个例子，详细描述一下这个“哭点低”到底是怎么个低法。
发小想了想，举了一个例子：“近过年，电视里总在放各种艰难跋涉，跨过千山万水也要回家团聚的故事，我看了就特别忍不住想哭。但是一起看电视的人好像并没有什么反应，我就只好躲到房间里去偷偷哭。一边哭，我又一边忍不住想，我这样是不是太让大家扫兴，是不是有问题？”她想了想，又补充说，她只要看到任何比较煽情的画面，或者听到比较煽情的音乐，都很容易被感动，但是看着身边其他人好像都对此无动于衷，于是她就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想了想，回答她：“有情绪不是问题，认为‘有情绪是问题’，才真的是问题。”
看发小一脸困惑茫然，我索性找了个茶馆和她一道坐下，一边喝茶，一边详细解释刚才的这句话。
东方文化的影响下，我们几乎是从小就被教导要“喜怒不形于色”，好像不管我们表达出什么样的情绪，得到的都是一个不被接纳的回应。天长日久后，我们将这种回应态度内化为我们自身的审查机制，当我们想要表达出任何一种情绪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先行在心里审查这种行为，并且对此作出评价和判断。发小怀疑自己“哭点低是不是有问题”，正是这个内部审查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
这种对情绪的严加管制，发挥到了极致，就变成了日本文化里那种极度压抑的“一定不能给别人添麻烦”的绝对化信条。而绝对化信条的存在，几乎必然地会扭曲情绪的表达，令这套原本在我们体内运转正常的信号系统失灵，随之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但又相互依存的不合理思维方式：其一曰“合理化”，其二曰“恐怖化”。
所谓的“合理化”，就是通过将自己感受到的，引起情绪反应的激发事件解读为“合理的”、“正常的”，从而压制住情绪的表达。而“恐怖化”，则是将激发事件解读为自己无法承受的灾难化事件，因此引发过激反应。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生活中那些平时非常克制，极为注意控制自己情绪表达的人，就会发现他们一方面很少表达自己的情绪，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一两件在旁观者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突然情绪失控。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做出一些令自己过后后悔不已的事情。等时过境迁，他们重新恢复理智后，就会将这些错误的责任都归结于情绪，从而选择更加严格的控制自己情绪。但遗憾的是，这种控制往往适得其反，越是严格控制，越是会发生各种莫名其妙的计划外状况，搞得人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